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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钧瑛:从上海女孩到美国院士—新闻—科学网

发布时间:2017-12-04 阅读:

  袁俊英:从上海女孩到美国科学院 - 新闻 - 科学网

  当被问及时,袁俊英院士笑了起来,那天,美国科学院怎么也找不到我,因为我关了电话。后来他们把我的电话叫回家,是我丈夫余强的电话。但是他打不通我的电话号码,只能在微信上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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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今年5月2日,作为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的袁俊英正在匹兹堡大学做学术报告。一般来说,记者要在会议报告前与主办方的几位同事进行学术交流,关闭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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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得到任何可能成为今年学院院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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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绝对不是。美国安全研究院的工作做得很好。在今年宣布新院士名单后,参加院士投票的油成汀院士告诉我,他很高兴看到我在新院士候选人名单上的排名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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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后,美国科学院或哈佛大学给予院士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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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了很久:有什么好处和待遇?美国科学院祝贺函,通知我必须支付$ 400的院士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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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出生于上海的袁俊英是今年在美国科学院当选成员中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唯一科学家。她是世界上细胞凋亡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凋亡基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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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她第一次从纽约俯瞰纽约的哈德逊湾,纽约和后来被“9·11”事件摧毁的双子塔,他们已经研究了三十多年了,都是陌生而神秘的。那是198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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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美国的留学生GRE和TOFEL考试不允许在中国大陆进行。中美联合CUSBEA项目为中美两国海员学生搭起了桥梁。该项目的创始人吴锐先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建立了DNA测序技术,并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当得知李正道教授主持一个项目为了培养中国的物理学研究生(CUSPEA),他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在中国培养一名生物化学研究生的计划,当然,他决心要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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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英是第一位CUSBEA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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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应该从经典和原创文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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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哈佛大学还在放假,但袁钧君教授的博士生导师保罗·帕德森(Paul Padesen)仍然亲自到波士顿车站接她,开车送她到宿舍,还给她买了一盘香蕉和苹果的水果盘,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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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波士顿正在暑假。帕德森教授走后,我看着蔬菜沙拉不能继续下去。我想知道美国人怎么像兔子,他们吃新鲜蔬菜。因为那个时候听说美国有多危险,我不敢一个人出门,结果只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吃水果。初到美国时,袁俊英笑了,想起了各种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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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那盘水果上呆了三天。到第三天晚上,她突然想起,在她来之前,她给了她一张便条,并把一捆东西给了一个朋友。于是,她赶紧跑到电话亭的角落里,给妈妈的朋友打电话,对方接了电话,你吃了吗?听了这句话,她的眼泪流下了,她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中的问候真的是最亲切和最现实的了,听说袁俊英竟然饿了三天,立刻开车送她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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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蔬菜沙拉挑战要严重得多,毫无疑问是美国的博士课程。袁俊英记得她在复旦大学读生物系时,最看不到最新发表的国外科技文献时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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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哈佛读书完全不一样:教授每天都会把大量的科技文献发回学生,然后再次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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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们读了学习领域最经典,最原创的文学。就是看到它是最原始的发现是怎么开始的,那么研究是多么深入一点。科学家最重要的技能是做出最原始的发现。现在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不一定知道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始发现是去年诺贝尔生理学奖日本科学家大禹抄本,他的头几篇关于细胞自噬作用的论文,都没有发表在一本非常重要的核心期刊上,袁俊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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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原始文献时,袁俊英注意到以前的学者只观察到细胞死亡。例如,在人类胚胎的正常发育中,胎儿的第一个手掌就像一个圆盘,五个手指还没有分开。随着生长发育的进程,细胞的手指逐渐死亡,原来的盘只出现五个手指。如果在发育过程中基因发生突变,而一些死亡的细胞不会死亡,则会有两个手指连在一起的现象。但是她发现没有人研究它:细胞死亡本身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疾病中,一些死亡的细胞不会死亡,但是一些不应该死亡的细胞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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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使袁俊英细胞死亡机制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还有一件事:帕金森氏病教授,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教授带了几名患者到教室,这让袁俊英触动得非常大。其中一些病人像非洲的饥饿者那样骨瘦如柴,其他人也有舞蹈症,并坐在轮椅上,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神经。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共同点是不同的神经细胞死亡。完成这一课后,袁俊英忍不住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些病人的不同神经细胞会选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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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从神经生物学课上了解到,在完全正常的发育过程中,约有50%的神经细胞死亡。当时对神经细胞死亡原因的学术解释是这些细胞饿死了。袁俊英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发展是一个非常程序化的过程,被动的饥饿和发展的程序方面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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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袁俊英专门请教了一位着名教授。教授回答说:细胞死亡是因为它们不重要,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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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后,两人又谈到了原来的问题和答案。教授坦率地说:我错了。今天,他也在研究细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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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第二年读了选举实验室。袁俊英看了很久,没有在哈佛细胞死亡实验室找到专门的研究。于是,她去了研究所所长,说:我找不到一个感兴趣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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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足够大,可以这么说。也许人们会想:你们中国学生,英语不太好,敢说哈佛没有一个你感兴趣的实验室吗?但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特别尊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研究生系主任说你可以去剑桥去麻省理工学院,我特别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知道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是做细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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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研究生部门激烈辩论,直到她成为教授之后,哈佛研究生哈佛大学研究生爱德华·克尔维兹(Edward Kelviz)说,如果哈佛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她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哈佛没有失去它,因为我们仍然让你回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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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发现证明了导师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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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Bob Horwitz教授,是小型线虫发展的专家,小线虫全透明体,用显微镜观察其细胞发育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线虫有900多个细胞,其中有131株在发育过程中死亡,有趣的是,在不同的线虫发育过程中,131细胞的死亡时间是相同的,表明131细胞死亡是基因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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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的未知生与死,蕴含着无限生命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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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英也进入细胞死亡研究领域,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等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她接受了最严格的科学训练。袁表示,当时我们正在拼命地完成我们每天都能做的实验。在鲍勃的实验室里,袁俊英发现了线虫细胞死亡的基因,这是控制所有生物体细胞死亡的第一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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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袁俊英哈佛毕业。袁俊英博士毕业后,本来打算申请博士后继续研究人类的凋亡,小鼠也没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当时科学界对线虫细胞死亡基因的发现存在严重争议:线虫有900多个细胞,而哺乳动物和人类有更多的细胞,并且发现了线虫细胞死亡的机制,哺乳动物和人类有没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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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建立了一个心脏研究中心,其中包括研究心肌梗死后减少心肌细胞死亡等话题,听说袁俊英对人类凋亡机制感兴趣,于是雇佣了她设立了实验室。没有博士后,就有自己的实验室,这在科学家的成长中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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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后,袁俊英领导的实验室发表了两篇重要的研究论文,其中之一是“线虫细胞死亡同源基因在调控哺乳动物细胞凋亡中的作用”。这一发现证明了她在由导师Bob领导的实验室完成的博士论文导致发现了线虫细胞死亡机制的广泛影响。研究成果也引起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关注。当时只有35岁,她被邀请参加诺贝尔论坛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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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她成为哈佛医学院副教授。 2000年,他成为哈佛医学院的终身教授。哈佛大学新生教授的程序是非常严格的:首先,这个部门的所有教授都要进行讨论和批准,然后咨询世界上10多位同类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必须给予书面答复在充分肯定被提名人的行业工作价值和领导地位的同时,听取了哈佛大学十多位教授的意见,然后提交给学校董事会批准,这样的审查方法确保了哈佛教授没有足够南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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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袁俊英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全职教师,成为哈佛医学院第一位亚裔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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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茨海默病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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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茨海默氏病(Alzheimers disease,阿尔茨海默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发病年龄在四五岁左右的阿尔茨海默病;二是老年痴呆症真正进入老年的统计数据人们在85岁以后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三分之一。袁俊英告诉记者,以前制药业这两种阿尔茨海默病是一样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发展一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药。我认为这两种阿尔茨海默病的细胞凋亡机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正在开发新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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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从最基础的细胞分子水平,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等突破,袁俊英现在已经完全克服了科学研究的困难。二十多年来,袁俊英首次发现了关键蛋白质RIPK1及其小分子抑制剂,通过化学和生物学方法调控细胞坏死,并在世界上首次命名为细胞程序性坏死。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的坏死概念为被动的死亡,其命名方式得到了国际生物界的广泛认可。到目前为止,她在国际顶级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200多篇,被国际同行引用超过7万篇,引用指数为106,每篇论文至少引用了106篇文章,顶尖的国际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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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袁俊英接受了中组部邀请出任1000人,率领组建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中心和中科院科技中心主任。上个月,当记者采访她时,他们正赶上跨中心新招聘的研究生夏令营。我希望能带来原本带到这里的哈佛神经生物学的学习气氛,让这些来自世界一流实验室的年轻人思考和碰撞,激发发明的火花。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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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中国青年学子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袁俊英的伟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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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我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袁俊英说,卢在洋中学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1977年,她毕业于上海五四高中,在上海分配到上海一家纺织机械厂担任工人,卢在洋说她要上大学,不但要提前四个月告诉她国内要恢复高考,并从学校图书馆密封她偷了一些物理和化学课本学习。她完全自学成才,练习四个月的所有教科书,成为1977年上海科学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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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她再次获得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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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英的母亲是中医药植物医学类的医生,她的父亲是解剖学医生,她的祖父是两位教授的医生,当医生,是她母亲对女儿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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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英10岁,是文革期间的动荡。有一天,学校想批评祖父这个反动的学术权威,还命令她父亲在批评会上发言。结果,她的父亲因为过度的紧张和昏厥而中途来到了。到了中山医院的病房,正赶上所有医生被打的怪物,只能清洗,从原来的护士反叛给病人,造成了她父亲的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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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正躺在床上,看到中山医院院长拿着扫把进了病房,父亲感到非常不好,问院长说:你看看这个病给我了。中山医院当时是一家医学附属医院,都是相互认识的。然而,这位院长得到了资本主义者和反动学术界的支持。他怎么敢护送他的反叛派别,然后治病呢?只能摇头,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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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周后,一名40岁的父亲在医院因错药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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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她愿意为中国科学院培养青年人才,从情感的深度,只是不想让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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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让我重新选择学术生涯,我还是选择学习生物医学。因为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是非常有趣的:你应该找到其他人没有发现的有趣问题,然后自己找到最合理的答案。就像大自然在森林中为人类设下谜语一样,你必须先找到森林里的谜语,然后全力寻找答案。当你走过森林时,神秘的光芒闪耀在你面前,答案可以帮助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袁俊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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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学生的科学理想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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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话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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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科学院:优先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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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美国科学院通知你这个好消息院士,还可以让你付400美元的会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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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英:几年前,美国科学院的成员年薪似乎是200美元。现在每年也增加400美元。美国科学院院士主要分为院士,名誉院士和外籍院士三类。院士有权投票选举新院士,并有权当选美国科学院公职人员。如果院士三年没有交纳会费,他们将自动转为名誉退休的院士。但是,在美国国家工程院,只要拖欠的会费超过4个月,理事会就会变成一个不活跃的院士,并在支付未付的欠款后转回活跃的院士。 10年以上的有效付款年龄在75周岁以上的院士,可申请成为名誉退休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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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伟博: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治疗方法是什么?今后拿项目还是申请科研经费不是更容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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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英:看来没有特别的待遇。我记得的经典例子是着名的中国科学家李远哲的故事,1979年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86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奖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在学校停车场为他设置了招牌。这个停车位是李远哲教授优先使用的。他不是给他一个停车位,而只是优先使用它。停车位的产权仍然在学校。美国学者是美国最高的学术荣誉,但与申请科研经费无关。申请科研经费,最关键的是要看项目本身的质量。在我成为一名院士之前,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申请资金方面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院士,这表明你的过去的科学研究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认可,也许其他人可能更尊重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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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成绩单不一定反映学生的科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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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宝:5年前,你们带头组建了中国科学院生化过关研究中心,并担任过中心主任,你们国内的科研发展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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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英:近年来,中国的科学发展非常迅速,我相信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基础科学事业,要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坚持不懈地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与世界一流技术型国家相比,中国从事科学研究的队伍远远不够,以哈佛为例,哈佛医学研究中心在1〜2公里的范围内中心内有5所大医院汇集了大约2万至1万名科学家进行研究,这样的规模,国内还有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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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你认为如何有效提升中国科学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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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英:我们大学应该培养年轻人的科学理想,他一定要热爱科学,这是最重要的,据我所知,哈佛生物医学专业每年招收2-3名博士生中国的顶尖大学,20多年来至少有40到50人被招募,但现在哈佛大学只有两三位生物学教授,几十个生物博士学位去了哪里?除了去制药公司外,很大一部分去了华尔街,华尔街的收入可能是哈佛大学教授的两到三倍。学生的科学兴趣和科学理想,学校成绩单可能无法反映出来,但对于学校来说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对科学敬业的理想和对科学发现的强烈兴趣。然而,毫无疑问,要让学生回到公式和后退阶段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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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科学家队伍应该有更多的投入。比如我们现在说科学基金的人力成本是10%,那就是一个投资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科学家只能赚100万元,其余的只能用来购买设备,会议多,如果收入太低,怎能吸引一流的科技人才呢?科学发现,科学是科学家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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